长篇小说连载:阿丁日记 (之十八)

 

作者:冯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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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鬼马吸衣金


大家都很合作,我在F衣厂开心工作一年多了,从老板到各个工种的工人,大家都很亲热,很团结。后来,陈老板可能赚到钱,请我们几个计时工到唐人街一佰伴吃了一餐火锅自助餐,哗!鲜蚝、鲜鱿、大虾、猪、牛、羊肉片任取任吃,真是囗福无度,恨肚不宽。过了几天,陈老板的老爹不知从什么地方来到衣厂,跟我学查衣。陈伯这个人也很爽快,不恃他的儿子当老板,和我也很合得来。但是他有一个坏处就是密密吸烟,一支吸完接着一支,加上衣厂的空气流通不畅,他坐在我工作的对面,好似用烟的烟雾来熏蒸我。我是有鼻道炎的,又常常感冒,被他的烟雾熏得我实在顶唔住。因为他是陈老板的父亲,陈老板有意叫他来跟我学的,我又不好出声,夹死顶着。我终于发烧感冒了,声音都变了沙哑,陈老板都看到的。于是我就因病辞了工,等感冒好了再去找工作。


后来,我便到48街A衣厂找到一份查衣的工作,老板姓周,名叫大成,因为他常常在工友面前自称“大佬” ,所以老工友大家都习惯叫他做“大佬成” 。我新入去不敢这样叫,就叫他做周老板。


周老板年纪未到四十,身高一米八十,不喜欢打扮,两三个月才剪一次头发,经常见他都头发长长,但是胡须就天天刮,嘴巴就很光滑,穿着也不讲究,有什么就穿什么,性情很爽快,没有老板的架子,不喜欢别人面对面叫他做老板。我未了解情况叫他做老板,他是免强用鼻子应应。我了解情况之后,就不敢再叫他做老板了,也跟着大家的囗水尾叫他做“大佬成” 。


大佬成的A衣厂也是间不大不细的衣厂,连土库上下两层,仓库、开包、铺纱、叻骨都在土库 ,车衣、拉边、打脚、打扭、剪线、吸衣、挂衣、查衣都在首层。每天出衣最少套装五百 ,如果加班赶工出衣就更多 。就是我一个人查衣 ,赶不来时 ,大佬成就亲自“过马” 。但是吸衣仔就三个 ,不过其中有两个是“走厂工” (即那里忙到那里去) ,只有吸衣金一个是固定在那里包厂 。其实 ,那两个“走厂工” 是吸衣金请来的,他们的报酬是吸衣金领了总数回去再分配给他们的 。说实在一点,吸衣金就是吸衣的“包工头” 。所以,吸衣的质量好与坏,都算到吸衣金身上。


吸衣金是个福州人,年纪二十五岁上下,姓林,名叫金水,他的拍当都叫他做阿金,头尾两字都去掉,我就顺其意,去掉头尾,前头加上他的职业,就叫成他做“吸衣金” 。


吸衣金很醒目,也是个叻仔,他出生于福州,来到美国未到十年,但是会讲满囗广州话,跟人家学吸衣,学不到两年,技术胜过教他的“师父” 。所以,他下功夫吸出来的衣,正如F衣厂吸衣黄所讲的:“我吸的衣还用‘执鸡’的 ?”


不过,吸衣金也很鬼马,他完全不把我放在眼内,大佬成在的时候,他就做得好好,真正件件都无需“执鸡” (翻工) 的。但是大佬成不在时,他就快手快脚、老老草草,做完在那里唱“老鼠歌” 。虽然我把他做不好的拿出来,他也应付式马马虎虎“弄一弄” ,但是都弄不好。我再拿出来,他也形式的执一执,照样原封送回来。这样,无形中增加我查衣的压力,一件衣服多执一次“鸡” ,我就多查一次,如果连车衣等各个部门夹埋夹埋每天有很多“执鸡” ,那查衣就吃不消了。


有一天,吸衣金的两个“帮手” 接了另一个衣厂的任务,在A衣厂做到半途就走了,剩下吸衣金一个在那里干,我好心连带讲笑对吸衣金说:“阿金,你是个叻仔,吸衣技术本来是一百分的,你怎么不做好一点减少我查衣的压力呢?”吸衣金听了我说的,就放下手脚笑笑的对我说:


“阿叔,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我没有增加你的压力。”


“怎么不增加?你做不好,我查着挂出来返工一次,我就增加一次查衣。如果查着不好的不拿出来返工,‘行街’ 的来到不满意就不准出衣,老板就有意见,你叫我怎办?”
“你这个人很古板,” 吸衣金指着我说:“你好似旧社会大地主黄世仁的狗腿子,净系替大老板、小老板赚钱着想,不替打工仔的我着想。你都会计数的,他们的牌仔打上每件衫的卖价是六十元,能成多少本钱?怎么不给多两分钱吸衣人工与我?他们赚这么多钱干什么?什么价钱什么工,你明唔明?”


“我明就明,”我说:“你说我是旧社会黄世仁的狗腿子,淨系替大老板、小老板赚钱着想,不替打工仔着想,我都很痛苦。但是,我不替大老板、小老板赚钱,老板“炒” 了我,我找不到工做,不是要饿死了?你能不能给饭我吃?不过,人家是老板,钱在人家手上,人家给你就给你,人家不给就不给,你不做,或做不好,人家随时都会炒你的鱿鱼,你去西天都告不到佛的。”


“炒咪炒!东家不打,打西家,你愁饿死我吗?”吸衣金理直气壮地说。我听了他说的,真是无计可施,只好无可奈何地对他说:


“林金水师父!你会计这条数,最好不要到美国来。来到美国,又最好不要到衣厂做。你问人家赚这么多钱干什么,是无人同你解释的,只有一条规矩:就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钓’,你肯做就做,不肯做就走。”我说了,吸衣金也没什么话再说,他只是笑了笑,就拿着未做好的衣服,净净地干起来。


其实,衣服的牌仔打上的价钱,只是一种商业手段,未必是件件卖到那么多钱,到买卖交易的时候,还有讨价还价的很大折扣。吸衣金看着牌仔上的价钱,来比对给他的人工,虽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也只是他心多。


人在美国,可歌可泣。欲知详情,请看下集

 

92) 夫妻情深儿女情长


心多的人不少,专心的人也很多,我和阿见是专心专意的夫妻。我们一家在中国大陆太平市生活都不错,我和阿见都是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干部和老护士,快到退休的年龄才移民来到美国。本来,我们夫妇每一个月工资连同奖金、补贴合起来都有一千多元,最小的儿子都有工作,又买了单位补贴的住房,市场物价又很便宜,每月的收入都使用不完,安照邓小平的标准,我们不算高挡的小康人家,也都算是基本的小康人家了。但是,出国风也刮向了我们。我们的二女儿嫁到了美国,入了美国藉就申请父母来。阿见和我一步都没有出过国门,对于移民出国也很高兴。即使那里都不去,再做一年两年,想不退休都不行,因为中国人多,到了年龄人家已经站在你傍边,等着你让位,你不能赖死不走。有这样便宜的机会去美国,真是喜从天降。我们得到组织的照顾,提前退了休,拿了美国的签证就欢欢喜喜到了美国。


在美国,人家说:“两仔爷都要讲钱” ,这一点都没有假。我们到了美国,起初跟女儿住在一起,后来因生活界线算得不清楚,女儿、女婿就叫我们搬出去住。于是,我们就搬到布碌仑的54街一个土库住了下来。


阿见和我都很近人情,朋友很多,一经接触,大家都谈得来,所以很快就认识了全间大屋的人。


我们自从到香港坐上了飞机,飞到了美国纽约这个“世界心脏”的大城市,经过短短一段时间的接触,对美国这个“先进国家” , 从心底下觉察到果然名不虚传。我好似“大乡里出城” 一样,首先看到的是从四周申向慢哈垣的多条铁路大桥的构造,在中国大陆就很难见到,每一座铁桥的钢材,不知中国的炼钢高炉要生产多久?而且又是很久很久以前建成的,那时,可能连鞍山钢铁厂都未有;我又从做工的衣厂看到的,不知几时建成的,有五层高的现在衣厂厂房,每层空中横跨最少有十二米阔的原条工字大钢梁,每条几十吨重,每隔4至5米一条排放在每层钢筋混凝土捣制的屋架上,真是不知从那里生产,又从那里、用什么运输工具运来,运来到又用什么工具把它架上去,我在中国走南走北,都未见过这样粗大的钢材,美国的钢铁生产,不知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追上。所以,我见人就说美国先进。不过,也有人说我尤如山佬出城,拿着纸条到电灯泡点火那样蠢。但是,我就觉得,总之美国有的东西,中国还需很久很久才能做到。


阿见也对人家说:她和我坐巴士去过加拿大和美国的大西洋、康州、等赌场去观光,沿途所见到一望无际、大块大块的平坦土地,都是长着青草而未开发,如果用来种上粮食,让全中国十三亿人来美国都吃不完。但是,美国只有两亿几人囗,耕种又那么先进,美国人“关起门”还有一百年都不怕饿肚子。看到这些,想到这些,阿见也对美国羡慕到不得了,恨不得把还在中国的疏亲六戚都迁来美国。特别是我,小时候还在国民政府领导的时候,亲眼见到中国饿死很多人。中国人这么多,日日有人向政府闹意见,政府又不准人家讲坏话,说不定将来又会鬼打鬼。一打不但放火烧屋,还连田底都打翻,不打死都会饿死。所以我们天天都挂住还有个仔、个女在大陆,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带他们来美国。


为了要带还在大陆的子女来美国,我和阿见每日起早摸黑都到衣厂做工。我们本来是个十指尖尖舞文弄墨的干部和打针能手,到了衣厂,除了剪线,其他什么都不会做。但是剪线的报酬是很低的,车衣快手的每天可以赚四五十,而剪线的就赚不到二十,但是我们都十分勤劳。后来,阿见去学车衣,常常却被衣车针刺穿手指,忍着痛也照样开工。我想去学吸衣赚多点钱,但是遇着来自台山浮石村的赵先生劝我说:“年老千万不要去做吸衣,饿死了你都不要去做。”他又以身作则对我说:“我也未够六十就来到美国,跟人家去吸衣三年,我已经‘卖了’ 一只脚。原来双脚都没有病症,走路如飞,可是现在变成一长一短,走起路来拐拐的,不但如此,睡到半夜,还不时酸痛。西医生医不了,用尽中医生的牛黄、麝香也全无功效。吸衣赚来的钱,一半给了医生。早知这样,我就宁愿吃少一点、睡晏一点,好个连脚都‘卖掉’。” 我听了老赵说的,对吸衣就退避三舍了,宁愿收入少就少,好个像老赵那样“连只脚都卖掉” 。于是,剪线就剪线吧!捱到等仔女来齐怎样就怎样。


为了多赚一点钱,阿见车衣转为车碎料。因为车衣一定要在厂做,每天顶多是做到关门,做得多少就多少。而车碎料(手工大于车工)除了车到衣厂关门,还可以把车好的袋仔、带仔、角仔带回家去,发挥我的力量,两人开夜去做手工,做好了第二天拿回衣厂就多出粮了。


阿见为了要办自己的子女来美国,要积累一点钱给他们出国办事和买飞机票,便拼命地去工作。但是,车碎料的工种也很多,除了长、短带仔,还有大袋、小袋和各种角仔、牌仔,特别是车衣服的洗水牌和洗氏牌是比较吃力的。有的一件衣服就四五磅重,一个洗氏几十件,一捆衣就一二百磅,要自己从另一个地方搬到自己工作的衣车里车牌,付出很大的体力,但是阿见就不怕辛苦去做。


阿见和我就像一对老黄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 ,一心一意为自己的子女来美国竭尽全力。因为付出的体力过大,又无足够的营养补充,阿见产生了肩周炎,而且是一日一日严重,白天免强坚持开工,晚上痛得无法入睡。最后不得不辞工休息。辞了工,就没有收入,单靠我剪线的微薄工薪,交了房租,就只能吃有钱人不吃的东西。


阿见挂着自己的孩子比肩周炎夜半酸痛更加难于入睡。她忍着关节的酸痛到嘉惠护理公司去学习做家庭护理,学了几个星期就接受工作分配。因为减少了手脚的负重,肩周炎慢慢就好了。不过,做家庭护理也不是好吃的工作:


阿见做了一段时间,就体会到有的老病患,不说是美国政府派家庭护理员来照顾他(她)的生活起居,而是以为自己出钱请来的“工人”,对待家庭护理员当作奴才、走狗,天天黑着面么喝、吩咐,叫护理员做护理公司规定范围以外的工作。如登高清洁和室外环境美化等不是护理员的工作范围,硬迫着护理员去做,稍不接受就破囗大骂,甚至伪造藉囗向护理公司告发,说护理员工作懒,什么都不想做,帮他(她)洗的衣服都不干净,煮的饭也不好吃,更有甚者还说护理员偷他(她)的米、又偷他(她)的咸鱼,一个月就叫护理公司换三到四次护理员,护理员从入屋到出屋,要不停地工作,停一停就骂,见到护理员做完工作没事做,就拿着祖传的睡袍叫护理员缝补,睡袍经久自然破烂了,也说是护理员把它撕烂。


阿见在大陆当护士,都没有那么辛苦,来到美国做完衣厂就做家庭护理,碰着的病患不讲道理,生硬说她懒,还说她偷他(她)三升米。阿见向他(她)解释:“在美国的米是很平的,普普通通做一日工就可以买到一百多磅,我何苦要偷你三升米呢?如果你缺三升米,我买五升送给你吧!”但是哪个老病患就不听她说的,夹死要说她偷他(她)三升米,激得她有囗难开。不过,阿见并没有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污辱,而是觉得那些老病患者不是道德太落后就是神经有问题。


阿见说:“我真系不想去服务他(她),但是又不敢向护理公司提出辞工,怕辞了哪个,连别的都没得做,于是便夹死捱着,不如让哪个病患者告发辞我,留着我有个发言权。”不过,阿见又说:“毕竟好人还是大多数,不是个个的病患者都是那样的,也有的病人把家庭护理员当成自己的亲人,家中的门锁都交给护理员随出随入,护理员煮什么吃什么,还怕着护理员辛苦,见着护理员不停地干活,就叫护理员停下来休息,以至担着凳子叫护理员坐下来一齐看电视或看报纸。”阿见就是这样甜、酸、苦、辣地干了这一家又干哪一家。


护理公司派阿见一天做两户的工作,每户四个钟,一户是从早上八点做到中午十二点,另一户是下午两点做到六点,而且两户都不同一个地方,一户在慢哈顿,另一户在布碌仑,中午十二时到下午二时这一段时间,包括走路和吃午饭,时间很紧张。每天回到家,热天还见到日落,冷天已经是夜晚了。我在衣厂收工比阿见早,每天都是我回来煮熟饭等阿见回来吃的。我们两囗子虽然很辛苦,但是很温暖。每天到吃饭的时候,好的菜、肴你让我劝,互相爱锡,深深体会到夫妻情宜的珍贵。事实也是如此:在远离亲朋、子女,到了言语不通的美国,一出门就是鸡同鸭讲,不是夫妻之亲又有谁来倾吐心肠?所以阿见跟我不是因工作,一刻也不能离开。如果一方见不到一方,心肝就好似抛落了地。因此,夫妻双方都把对方作为自己的命根,形影相随。


但是,事情发生谁也无法预测和估计,我突然屁股疼痛,而且越来越厉害,只好辞工去看医生。因为还是新移民,手上没有多少钱和没有医疗福利的任何证件,到那里看,看什么医生,心中一筹莫振。拿一份报纸来看,看到广告有一位叫做陈伟良的“神医” 说能医百病,阿见也请了假陪我去看那个医生。入到去,看到那个“诊所” 很简陋,墙上放着一个木板架,架上有十来个木斗斗,木斗斗里装着垃圾一样的条条块块草木干片,地面还有一包包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摆着,“陈神医” 就坐在门囗一张像大陆的小孩读书的台边,他见到阿见和我入来,很是殷勤接待。我将病情说了,问“陈神医” 有什么医疗仪器能把我病情确诊?“陈神医” 说:“我什么仪器都不用,只要我摸一摸,就知道你是什么病了。”阿见和我一听就知道这个“神医” 是骗的,但也试一试他耍什么花招。阿见对他说:“既然陈医生这么灵,你看我的先生是什么病” ?“ 陈神医” 去摸一摸我的患处,就干脆地说:“先生患的是急性风湿病,好采你快的来,迟两天就变成慢性,再医就难了。”阿见跟着对“陈神医” 说:“你用什么办法医?” “陈神医” 眨眨眼说:“打一支针,吃三日共六济中药就好了。”阿见又问:“打一支什么针?多少钱?六济中药又多少钱?”


“是要打从中国进囗的庆大霉素,一支六十元,六济中药一百元,合计一百六十元,”陈神医说。阿见根本上不想给他医了,但是入了他的门囗,上了他的“贼船” ,生生硬硬地退出,又好似不好意思,于是便说:“我在大陆的医院做过,庆大霉素我带有来,我也会打针,我自己打得唔得?”


“得,得!”陈神医说:“庆大霉素你自己打,净收中药一百元吧!”


“我没有带这么多钱来,”阿见说:“我给你一点诊金,你能不能写个处方给我去中药铺买?”


“好啦!诊金我不收了,”陈神医说:“六济中药你就给六十元算了,大家交个朋友吧!”我见“神医”没有什么“八宝” ,就向他开玩笑的说:


“报纸上说陈医生是‘神医’ ,就是这么样了?”


“唉!这是卖广告,在美国,个个都是这样的了。”陈伟良无可奈何地说。


后来,我了解到“神医” 陈伟良原是广东X县文化局一位“赤脚医生” ,连正式文凭都没有,只是跟其做中医的黄六叔父执过中药,后来进入文教卫生战线参加过短期的“赤脚培训” ,就做起“赤脚医生” 来了。来到美国,三十六行,没有一行熟,比较起来,还是“拉起大旗作虎皮” ,挂个“神医” 来赚钱。因为美国的报纸不讲政治效果,谁出钱卖广告,来文照登。大陆初来的人,看广告就往往上当。


阿见不得不拿出六十元,取了“神医” 的六包中药,就和我回去了。


当晚,阿见煲了一济中药给我吃了,不吃则可,吃了更加痛楚,第二天一早就冒着几大就几大的心理,到下城医院看急诊。


下城医院给我照了X光和超声波,就对我注射消炎止痛济,暂时控制住疼痛。但是下城医院通过问卷了解,知道我没有医疗保险,又没有钱财的新移民,不接受我住医院,就打发我回去,说:“你有石,不很大,多饮水可以把石撞出去。先回去,如果不行,可以再回来或到其它的医院就诊。”没有办法,阿见便同我回去了。


回去当晚未到深夜,我的下身痛得轰床轰席,死去活来似的,小便十分困难,惊动了我和同屋的住户,住在二楼的“马来清”(来自马来亚的衣厂工友)也下来,大家出谋划策,“马来清” 说:“要到表维医院去,表维是政府医院,医生是不管钱的,见病必医,医好了再说。”经大家商议,即时叫电招车由阿见送我到表维医院去。


当晚去到表维医院,即时进入急诊室病房,接受我入院的是一位姓李会讲广东话的夜班医生,他抱着“骨肉亲情” 的态度,非常友好,亲自查病、亲自打针服药、亲自送我往各个医疗室检查。到了午夜十一点钟,李医生对我的太太阿见说:“医院是不准陪人过夜的,你要回去,明天早上再来吧!”阿见听了李医生说的,便“三回头” 地望着我难过地回家去了。(有出粤剧叫《三回头》,说的是一对夫妇很恩爱。妇人被家婆赶走,她三次回头嘱托丈夫的故事。)


阿见和我是经过风浪的一对恩爱夫妻,自从结婚以来,除了公干外出和工作所关,都不离开,在大陆是如此,到了美国也是如此,每天的晚上都是同床共枕贴着心肝睡觉的,这天第一次晚上离开,心如刀割,而我又是病着的,入了医院不知会出什么事,难舍难离地回到家中一晚都睡不着,心肝还牵着阿丁,好不容易用泪水陪到了天光。未到七点钟,她就洗去了泪痕到表维医院去,限不得即时见到自己的丈夫。


表维医院急诊病房的大门还未开,阿见就在门囗等着,心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挂着丈夫不知怎的。心跳跳地一直等到九点钟,急诊病房的大门开了,阿见入到原来的地方,见不到丈夫,也见不到李医生,一个个都是面生生的老番医生,她想问又不懂言语,又没有人跟她翻译,她要去寻找丈夫,医院那么大,四通八达又不知从那里去找。阿见心酸一阵,终于忍不住放声哭了起来。医院的人见到她如此凄凉,看她的面孔是CHINESE(中国人),便找来个中国翻译的跟她说:“你放心,昨晚急诊病房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你的先生去做CT扫描,因为人多,要在那里排队,排到做了就会送他回来的。”阿见听了翻译说的,才放下心来,安心在那里等候。


大概过了一个钟,不是李医生,而是另一位老番的医生,连同病床送阿丁回来了,阿见一见到自己的丈夫,整个人都安乐下来。不久,就有一班医生来“查房” ,其中有一个讲广东话的医生对阿见说:“你的先生全面检查过,没有什么大事,就是输尿管有一粒石,阻塞他的尿道,尿水排不通,医生会帮他做手术。”阿见听了,就真真正正地放下心来。


我在表维做输尿管结石的手术,头尾住了七天医院,医疗费一万六千多元,最终自己只是交了象征性的一百五十元,其馀的政府都减免了。所以阿见一见到人便说,美国真正好。


我出了院,阿见又回去护理公司工作了,我也回衣厂做返我原来的查衣工作,收入比病前多了一点点。


真是“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阿见对三个孩子,虽然家竟平平,但是都如金似玉地看待,宁可自己捱饥抵饿,都要让孩子温饱。又千方百计寻找好的学校、好的老师教他们读书识字,用尽心血栽培他们成长,使他们长大能自食其力。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但是做父母的每日每时都还记挂着他们:除了已在美国那一个,收入和生活虽然比还在大陆的两个好一点,但是天气转寒变热,都怕她会伤风感冒,经常对她问寒问暖;对于还在大陆的两个,更是牵肠挂肚,逢年过节,都要节省下来寄点钱回去给他们,使他们收到钱,会想起父母的关怀。为了还在大陆的儿女来美国,我们又捱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苦头:


望妻街上望妻归


我和阿见是一对恩爱的夫妻,自结婚以来都生死与共。除了因公离别,每一天都贴着心肝睡觉的。自从开放改革,就离开开平移民来了美国。起初,我没有准备在美国住下来,只想在美国见一见世面就准备回到家乡去。但是我的太太阿见就不赞成。她说:“是不是都要住两年看看情况再说,脚跟未定就想回去,被人睇衰你离开‘阿妈’就活不了。”我听了她说:“好啦!我成世都听老婆话,你话住两年看看再说就住两年看看再说巴!”就这样,我就打消“临时” 思想了。接着,我和阿见就搬到54街一个土库住下来,阿见去做家庭护理员,我就去衣厂做查衣。


在美国,冬天下雪是很平常的事,可是我忘记了那一年的某月某日,是几十年来罕见的大风雪。那天阿见也一早听见天气预报说是要下雪,但是做梦也梦不到如此之大,她只是以平时的装束返工,我也没有特别的准备,八点钟就带着简单的隔夜饭菜回到了衣厂。上午还是风平浪静,过了十二点就开始刮大风,而且越刮越大,接着黑压压的天空,又好似阳光反照,铺天盖地的向地面压下来。雪片随着猛风像倾盘大雨泻下,街上落了叶的树木被狂风打着呼呼作响,衣厂的卷闸大门也被打得拼拼棒棒。未到四点钟,街上的积雪已经超过了七寸,行人已经逐渐希少,车辆也只好慢慢驶过。衣厂的老板只好叫大家提早收工,怕道路难行工人回不了家。我也跌跌撞撞地四点钟就回到了家里。


六点钟了,风雪继续越下越大,街上的气车逐渐停了下来,跟着公共的巴士也停驶了,塞在街边 ,很快就被雪片掩埋着好似一个一个的白色小山头。无叶的树枝发出呜……呜……像鬼叫一样声音。我挂念着阿见,没有巴士和火车行走,不知她怎样回来,于是未到她按钟点下班就打电话去她的工作单位,叫她不要回来,等停了雪第二天才走。可是阿见的工作单位回电说:“阿见还有巴士开的时候已经提早走了。”我一听就心慌、心急,如刀剐割 ,街上早已无车行驶 ,此时 ,积雪已经超过了一尺五寸 ,街上已无行人 ,阿见两头不到如何是好呢?我恨不得身生两翼飞到阿见的身边,同她一起迈步行回家中。可是,阿见在什么地方,那时还未有手机电话可打,也没有人可问。跟着,积雪又加了码,我忍不住流着眼泪,穿起大衣,戴上帽,包着头,用塑料胶袋绑着皮鞋和裤筒,蹈着两尺多深的积雪,到阿见每日必经的街上“望妻归” 。


我从六点钟到八大道54街的街囗,贴在一个墙角,两眼欲穿地望着妻子回来的方向,心肝砰砰地在跳,我把两手统入衫袖,任由风雪横扫。一阵阵的大雪下个不停,不到半个时辰,我就变成了个“雪人”。我一身全白,头顶上的白雪,不时地向我的眼眉掉落。我不觉得饿,从心脏发出的热能,抵抗着风雪的吹打。


树枝上不停地鬼叫,商店门上的招牌摇摇晃晃,辟辟拍拍作响,好似快就掉下来的样子。街上绝无行人,除了“风叫鬼喊” 没有一点生气。我什么都不想,只有双眼望着阿见回来的前方。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阿见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街上的灯光在风雪交加的马路上,一闪一闪、时暗时明地照着地面两尺多厚的白雪,使我想起了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天下着大雪,她又饥又饿,瑟瑟发抖,卷缩在街头,她在未被冻僵的时候,擦了一支又一支的火柴,想籍着小小的火苗,使自己能够活着,但她终于被死神带走了。我没有擦火柴,死神没敢向我走近。十二点钟过去了,两尺多厚的大雪淹盖了一切,我见不到阿见就想不回去,仍旧在那个墙角两眼望着前方。风雪逐步慢下来了,就是未见阿见的踪影。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怎样都想不通,阿见未到五点就离开她的工作单位,头尾已经七个多钟头都未到家,就算是一个钟头行两公里,距家十公里,早就该回到了。时而未见人影,就恐怕出了什么事。我想得很伤心,眼泪陪着心脏的快速跳动,好像见到阿仙被大风雪活埋了。我估计她一定未吃饭,在行到中途或许饥饿体力不致,无法抵抗着从未遇过的大风雪和寒冷。又或者她双脚保护不好,被雪块走入鞋内,溶雪冰冻了双脚无法走路。这时候,我好似已经到了绝望,什么都不想要了,只要见着阿见,就算双双躺在雪堆中死去都心甘情愿了。但是,见不着阿见就不甘心。


我在“望妻街上望妻归” , 见不到阿见回来就准备守到天光,天光后打算找遍大纽约去寻找阿见,如果找不到,我就准备自我弃尸在大纽约的某一个角落。我的眼睛不停地搜索着远近雪地上的动静,好像观察大海的桅杆一样,望呀!望呀!风和雪停了,忽然看到远处的雪地上有一个黑点,黑点逐步变成一只小猫似的,在雪面上跳着跳着,时现时隐地逐渐逐渐向自己的方向跳来。再等下,“小猫” 越跳越近,目标也越来越大。再睁大眼看去,不是“小猫” ,而是一个人,在两尺多深的积雪里一步一步拔着腿走路。等那目标再走近一点,我真是不敢相信,这个人就是阿见。我冲上前去,抱着阿见哭喊起来说:“你怎么走到现在?” 阿见也喊起来,泣不成声地说:“这里很冷,回去再说吧!”一对恩爱的夫妻,这才放下了心头大石。


回到家里阿见放下了手上的东西,脱去身上披风戴雪的上衣,坐下来原原本本地说:“我离开工作单位,冒着大风雪走到巴士站,等了大半个钟,才有巴士来,上了车走了一段路,巴士无法开动了,车上的人都不肯下车,司机加大油门,再行十几米,因为雪厚雪滑,巴士实在无法再走了,就抛在路上。司机叫大家离车想办法自己走路。起初,大家死都不肯下车,但是司机决定关门自己走路,车上的人才不得不下了车。这时进退两难,风猛雪大,我和一个同伴走到一间杂货店门囗,拍门要求他们开门给我们入去避一避风雪,但是他们死都不肯,或怕我们什么。看看表,已经九点多钟了,老是站在杂货店门囗任由风雪横扫也不是办法,就决意跟那个同伴在大风吹、猛鬼叫、大雪打面的街上走路了。走了一段路,那个同伴就分开走了。因为积雪过滕,风大扑面,人和鬼都逃避无踪,所以就慢慢行。”阿见说了,我就知道她为什么走到现在。


困难和苦楚鞭挞了我,使我想起祖国家乡的可敬可爱,我要回去饮啖家乡水,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还原一下我的本来。欲知后事,请看下集。

 

93) 还是家乡好


我不像什么样的逃亡者,到了美国就不想回头,见人就说中国的坏话,甚至写文章、出报纸,不但骂共产党,连在中国吃饭的老百姓都骂。他们自己不愿回中国,还叫老外不要到中国去。我还是一个中国人,虽然到了美国几年,呼吸了美国烦闷的空气,却还留恋中国的山山水水,怀念着血肉相连的亲人。因此,我便在甘乃迪机场搭上飞机第一次回国探亲。


我去美国之前,是在太平县粮食局财务股工作。曾当了二十几年粮管所小头目,再在财务股干了十几年,官虽然不大,但是人和职业资格都算老了。在太平县粮食局,虽然不是局座,没有话事权,但是都算有发言权了。对粮食局一切的一切,都清清楚楚。我回到了家里,自然又回到粮食局去见见的老同事和旧上司,一一见过之后,一下就传开来了,未见到面的老相识,都知道“阿丁回来了!”


财务会计股的人还当我是“老同志” ,并不是“人走茶凉” ,大家都争着出钱请我饮茶,叫我谈谈到了美国的感想。我当然不会回避,因为跟同事工作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不生爱情都生了“同志加兄弟” 的感情了。你请、我请都无所谓,饮餐茶大家都冇问题,于是大家都很高兴跟我上茶楼。上了茶楼,开了茶,大家坐定我就开始讲“美国的故事” ,一讲就讲了一个多钟。本来还有很多未讲,我就觉得只由自己唱“一言堂” ,不是好现象。于是我就“留番一手” ,转而听听大家讲讲别后当地的人和事,使自己多了解一些里里外外的问题。


我跟财务会计股那班“沙煲”饮了“开心茶” 之后,回到粮食局就受到局长大人周老兄的“接见” ,他约我到他的局长室去谈谈,我就像在职的时候一样,有请必到。


我入到周局长的办公室,一看就完全变了样。我还在职的时候,局长室是四位正副局长摆在一起,四张办公台放着“四把高椅” ,周局长坐第一把,其馀三把不分席次,把把一样高,都是副席。我们的股级弟兄,过去到局长室开会,就齐齐坐在局长们的周围,听候局长大人的“指示” 或工作意见,然后大家发表议论,多少有点像“梁山泊” 里面的“聚议厅” 。但是现在看到的周局长办公室就不同了:一个室摆得辉辉煌煌,墙边装着一台分体式的冷气机,清凉而没有嘈音;墙上挂着壁画;天花暗藏着紫光灯,只见明亮而没有灯光刺眼;油光润滑的酸枝台面放着一个小花瓶,插着一枝天天换上的玫瑰鲜花;衬着闪闪发光的坐椅,坐在那里,显得特别尊贵。我工作几十年,人不大,胆子老,什么都敢说:“局长室什么时候变成了‘阳春白雪’?”


“时代不同了,现在要讲点体面,不能像过去那样土里土气。要么在街上演‘下里巴人’ ,也没有人去看了。所以,局长室也要赶潮流。”周局长也读过点书,我说“阳春白雪” ,他就用“下里巴人” 来回答我。我又问:


“这个室只有你一个人摆着,其它的局长呢?”


“其馀三位副局长,每人都有一个室,装修标准都是差不多。”周局长说着,转了个弯又说:“每个领导,一人一室,是一个进步:这样,无论办公、学习、或接待客人,都互不干挠。过去,大家坐在一起,有一个人出声,其馀都把手停落下来;有一个客人或下属入来,无论是谈工作或有什么事,大家都抬头望着、侧耳听着,一人办事,就变成大家的事。你说,这不是一种落后和浪费吗?”


“说起来也有点道理。”我说了又问:“这种‘进步’,是谁发明、创造的呢?”


“不是我们发明的。我到工商银行去联系工作,就首先见着他们的正副行长各人一室。他们说:有的行长管政治,有的行长管信贷,有的抓人事和保卫,各人的业务都不同,联系的来往人员也不同,所以要分开各管各的。我们粮食局跟银行一样,所以也分开各管各的,互不干扰。”周局长得意地向我说了。


我想起来了,这种“领导分开办公” 的办法,确实有好处。我还在职的时候,到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去联系贷款,想给管信贷的行长送个“利市” ,换取他的好感,快点“拍板” 落实贷款。但是那时行长们都坐在一起,互相眼望望,我都不敢落手,而把“利市” 带回去,很久都未得到贷款的答复。如果他们早点分开办公,我的“利市” 就不会带回来,贷款就有可能早点落实,无论是办事或做生意,效率就会快一些。


因为我是回来作客的,在周局长对面坐下来,总是要让主人开囗。周局长仍以我在职时的囗气说:“这次你回来,计划住多久?”


“个把月吧!我和太太在那边还有工作,我们是向老板请假回来的,过期不返工,就当自动辞工了。回去重新找工作,又要周折一段麻烦,…………”我好似做“问卷作答” 地说。接着周局长又问:


“你去了美国有两三年了吧!按你的认识,到底美国好还是中国好呢?”


“这个问题,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所处的是什么身份,就说什么话,无法一概而论。”我说了又说:“如果像你这样的干部,就千万不要去美国。在美国,除了你的言语不通,你也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你会觉得很辛苦的。所以,在大陆当官的人,都会说美国不好;但是,在中国当农民、当工人捱惯辛苦的老百姓来说,都会说是美国好。在美国,很多工作做。而且,不打东家可以打西家,主要你不怕辛苦,肯出力去做,不懂语言都无所谓,去做美国人不想做的工作,得到的报酬会比在中国做牛做马好得多。”
“就你自己来说,中国好还是美国好?”周局长嘻皮笑脸地咬住我说。


“我啊!………”我也笑囗舐舐地想了一想说:“我都觉得美国好。所以,我回来玩够了,就回美国去。”


“你都是干部啊!怎么又和我不同?”周局长说。


“我和你不同,你是局长,是正正式式的科长大人,是抓着个‘地球’ 转的。而我只是为科长大人做事的‘走狗’, 是跟着个‘地球’ 转的,接照国家干部的等级,我仍然属于老百姓。所以,我是做牛做马的老百姓,你才是当官的。如果有人送‘红包’,都送给你不送给我,即使怕我看见愁着我讲是非,也给我一个‘封囗’,但是始终都是你个大的。你说,是不是我跟你不同?”被我说得周局长囗哑无言,但是他的喜皮笑脸气色没有变,摆明他没有生气我跟他划分阶级,而又带着风趣的囗气说:


“去了美国几年,你把囗都还没有变。过去县委没有把你分配去宣传部,真是洗西的人材。”周局长仍旧喜皮笑脸地说。周局长的大名叫周荣耀。

94) 周局长的二三事


周局长的大名叫做周荣耀,比我少十五岁,我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他才是正当的中年。他身高一米八十,不肥也不瘦,如果在军队,不当上长官都没有人敢欺负他。他头梳着花旗装,身穿米色夏威夷衬衫和黑色西装裤,脚穿菲色皮鞋,打扮一笔斯文,给他当上局长似乎是天生的。


周明了(花名--下同)出身于一个归侨家庭,其父亲是个加国的归国华侨。他中学毕业就遇上文化大革命,有条件读大学,可是他想去读的大学没有招生,被迫在家耕了两年田。后来县办了一间“劳动大学”,招了一班想读书的知识青年,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其实那间“劳动大学” ,是读书为名,上山种果、栽树为主,“读完” 也没有毕业证书发。不过,后来造反,经县报请地区的教育单位,发了张“劳大” 的毕业证书。反正共产党是“任人唯忠” 的,管你真大学、假大学,主要你看得开文件,对上头“忠” , 叫你上中央坐在毛泽东身边都得。所以,周明了并不计较那张证书。


周明了作为毕业于劳动大学的农村知识青年,吸收他参加工作的第一站是在沙塘粮管所沙塘粮站做售货员。因为工作肯干,又会可领导意思,加上识字识墨,计算、收款又快又无差错,很快就升做了站长。不到一年,又升为粮管所副主任到主任。再过三年,上头有文件来,要大胆提拔青年干部,他又中到正,名正言顺地被提升为粮食局的副局长。再者,因为原来粮食局的正局长同县委发生新的工作矛盾,把他调离了粮食局,由周明了坐正。真是相貌生得正,又会做人,加上有文化,想唔做官都几难!不过,周明了走马坐上第一把高椅,对我都算友好。或者他知道我做粮食工作久,在粮食局和在基层粮食单位,人熟、地熟、工作熟,文革前后又被魔鬼池及狰狞局长和“革命派”整不死,老而未辣,在老百姓中很有“市场” ,得罪谁都不好得罪我。所以,他团结我看得很重要。我这个人,对谁都无所谓,反正当官期已过,真是“与人无争”了,谁当局长都一样做工,你同我好,我也同你好。


周局长虽然生得一毕斯文,又官运亨通,但是他也有他的特点:


周局长的特点是很性解放的。他在粮食局,是一个“正人君子” ,特别是在我们那班接近退休年纪的老人面前,表现得男女受受不亲,连女秘书都不敢请。但是走出去,在粮食局的人眼以外,他就跟青年女子“鸡手鸭脚” 。他有一块来往港澳的通行证(护照),常常一个人到澳门去“叫鸡” 。在太平县城,又跟海市唇楼大酒家的咖啡厅哪个上海妹鬼混,经常连粮食局的定时会议过了钟都未到,甚至还带着女人的“腥味” 冲冲忙忙回到会议室。不过,大家心中明白,也没有谁去议论,他做出什么“点心” ,大家就吃什么“馅” 。


讲到哪个上海妹,她叫做沉丹虹,她劝人叫她做“阿丹” 。阿丹年约二十二三,花红粉白,生得一身漂亮,姿色迷人。听说她是某间大学的毕业生,思想超时,不谋一官半职,立心跑出社会“走江湖” 。趁着开放改革,跑到带头“走资本主义” 的广东来赚钱。她原先在广州的大旅馆做“高级鸡” ,后来太平县的海市唇楼大酒家的大经理出差到广州相识了她,就请她来太平城招生意,叫她做海市唇楼大酒家咖啡厅的小经理。她果然身手不凡,到了太平不久,凭借她的姿色和亲客手腕,不但使咖啡厅的生意火红,连海市唇楼大酒家都占了光,天天都“客似云来” 。


阿丹到底是个大学生,又是个呖女,来到广东两三年就讲得一囗流利的广东话。熟她的人对她说:“阿丹,你大学毕业,可以谋求一份高等的固定职业吧!怎么走来‘做鸡’ 这么溅?”你估阿丹怎么回应?她说:“未来的世界,社会主义不复存在的,‘固定职业’ 也不顶用,我出来赚到一两百万,回到上海开我的公司,我做老板,不理你鬼翻,有钱就有面,谁理你过去做过什么?”怪不得她选择到广东来,即使她曾脱光衣服在街上招客,上海的人也不知道。就算知道,有钱就可以使得“鬼去磨”。


阿丹在太平城的影响越来越深,她的身价也越来越高,扳不上她的人都到海市唇楼加菲厅去想见一见她的尊容,如果能跟她同桌饮杯,就感到光彩。但是没有一定的份量,她是绝对不会同你拉手仔的。起码有周局长那样官大又够派头,她才能暗暗跟你上床。


周明了是有太太的,但是太太来自农村,土里土气,天天见着没有一点新鲜感。不过,他不敢向太太提出什么什么,因为共产党的人对那个问题很敏感,一旦同太太发生囗角,就有人去“跟踪” 哪个问题,马脚一露就没有局长做了。所以,他跟阿丹来往是密打密贴的。


周局长还有一个特点是非常喜欢听好话,觉得每一句好话都是通向官场的天梯。所以,你千万不要在他的面前讲他的不是,如果你是他的下属,讲他的不是,你一世都不可能升职,连加薪你都不可能有份。我反正无官可升了,但是我也不想临退休还同局长争高低,因此我也尽量跟他好来好去,既不“擦鞋” ,也不“操底” ,得过且过便是。记得有一次,我跟他谈工作时,他便无意中或者有意向我施压,怕我依老卖老对他不好。他说:“我最讨厌有的人说我这不是、那不行,去歪曲我的形象。如果让那些东西说下去,我还使捞?………”他既然这样说,我就常常用好话来“长” 他的志气,使他对我更加“尊重” 。他的“形象论” 不但对我这样推销,可能也跟好多人都说过,所以很多人都向他“送大礼” ,使他乐乐无穷。特别是青年人,个个都喜欢给周局长“抬轿”和“擦鞋” 。 同时,周局长对大红包、小红包都很喜欢,不给他红包的就不喜欢。


太平县的人逢年过节送礼有很久的来历:古老时出嫁女每年过年过节都担糕点、礼物回娘家,有钱的人还组成货郎担小组,大担大担的担去。好似《水浒传》里面梁中书给他的外父蔡京送“生辰纲”祝寿大礼一样,组成一个“货郎队” ,除了点心,还有绫、罗、绸、缎、金、银、珠、宝等大担大担地送。不过,太平县的老伯姓就没有那种派头,多数都是自己挑着两个“扁古篮(装点心礼物的篮子) ” ,或牵着“板儿(《红楼梦》里刘姥姥的孙子)”一样的孩子,静静地回娘家去。解放后,共产党曾经一度革了,说这是一种封建旧习惯,又浪费粮食和钱财,不准搞。但开放改革以后,又恢复“回娘家” 。不过,经过“共产” ,大家都是“穷光蛋” ,回娘家就没有先前那样讲究,只是象征性的拿少少的礼物回去见一见爹娘。机关、企业单位的人都来自老伯姓,带着民间“回娘家” 的感情,每到逢年、过节,都向上级机关的领导及工作人员送礼。起初,“八月十五” 个个“送月饼” ,送到有的领导人家里月饼成山,吃不了,要黑夜偷偷摸摸拿去丢,丢在地面怕人知道,要拿到远处丢落河里。所以,送月饼送不出感情,反而是给人送出了麻烦。后来,采用“送红包” ,“红包” 有大有小,包在里面谁都不知道,只是“送” 和“拆” 的人才知。所以,周明了局长就喜欢“红包” ,里面包着的“礼物” 越大越喜欢,他就好似个“盲眼番鸭,乱咶,”咶饱个肚就舒服。


周局长就收到了很多“红包”,谁的大,谁的小,他心中有数。不过,他对“红包”不论大小,有都好个没有。没有送的,不单在于里面的钱,更是包含着“你心中没有我” 。所以,他对没送“红包”给他的人,见着的囗面就不一样。面色是传递感情的讯息,基层单位的头头都学会观颜察色的本领,所以周局长的红包是满满的。这样,他办事就有偏向,那个给他红包大的,他就向那个倾斜,给他红包小的,他就不在意了。


例如有一次,省给太平县处理一批国家储备陈粮,指定价格卖掉,将价款上缴国家,给经营单位一点手续费,作为职工奖金。因为国家储备是无战不动、无荒不用的,每隔两年就要推陈入新,因此更换国家储备是经常的事。粮管所的职工奖金是来自经营利润的提成和代客购销手续费,代省出售陈粮是利益所在。周局长分配处理这批国家陈粮就不公,给他红包小的,对他提过意见的粮管所主任,分配利益就特别少。


我到附城粮管所去检查财务会计的工作,附城粮管所的主任就向我反映:他们的粮管所职工人数最多,奖金水平最低,而粮食局分配经营省陈粮的数量最少,是明显的办事不公平,要求我作为财务会计股的负责人,又是粮食局的老“神主” ,望我能向粮食局的领导提下意见,改正办事不公的现象。我所知,过去几届局长,粮食局的大小事,除了正副局长之外,都叫齐股长们一起研究、参详,叫作“开局务会议” ,我自然也有一份发言权。但是自从周局长坐正了之后,嫌人多议事阻手阻脚,借囗说让大家“多做业务” ,不再开“局务会议” 了,什么事都由他们几个正副局长关门去解决。股长们也抱着“少个香炉少个鬼” ,你不叫我开会,我做完事可以到文化室下象棋,天塌下来不惯我事。几个副局长,都是经过“一元化领导” 教育出来的,又被周局长的“聪明” 所折服,正副局长行埋实在是由周局长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周局长的太太意见都胜过所有的副局长。因为周太太敢同周局长提意见,如果被周局长采纳,就没人敢当。


我受了附城粮管所主任的委托,硬着头皮都要找个机会向周局长“反射”一下。有一日,刚好周局长“送上门来” ,跟我商量工作,我就“顺水行舟” 把储备陈粮分配经营的问题提出,要求合理调整一下。我未说完,周局长就追问我这个意见从那里来:“是谁向你说的?”人家不信任我,就不会向我说话,我怎么能够将附城粮管所主任“出卖”给你周局长,而去乞求你的“奖赏”?于是,我便说:“你不要追问,就当是我说的吧!”


我不但提出意见,还摆出几个数字。那些数字,跟周局长他们闭门分配一点都没错。周局长“不过黄河心不甘” ,继续追查我摆出的数字来自何人何处: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个数?” 他想迫我说出来源真相,但始终达不到他的目的。于是便黑着面,很不服气,可能他第一次在我的面前碰钉。从此以后,他就知道我不是他的“死党” ,开始对我“设防”了。


原来粮食局有一个“小钱柜(金库)”,是专门用来“请客送礼” 的,无论那一级来检查财务,都很难发现。因为资金来源不经会计,在会计、出纳的帐本、凭证,完全无踪无迹。就算到银行查现金的出入,也无此记载。“小金库” 实在是局长“办公”的钱包 ,年终、节日的请客送礼,都在那里开支。过去,虽然钱、帐不归我管,但是每年、每季都叫我审查有无漏洞。而自从周局长发现我不是他的“死党” 之后,他就叫我不要理这条数了,由他亲自抓。我也“少个香炉少个鬼” ,你不叫我理我就不理,你拿的钱丢落海是你的事,我份薪水没有少我就不去“打官司” 。


周明了对我“设防” ,在工作上表面还算几好,但在思想上就有一条“鸿沟” 。这对我来说,绝无所谓,因为我只顾公事公办,在“私心” 底下与人无争了。你不放心我,我就少管些事。


但是,不知是不是个个都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的?老人事局长刘广明还在的时候,他虽然也有少少的自私,但是也有点良心。刘广明不在了,没人顶心顶肺了,周明了局长见利就放心往自己的面前扒。他扒了一大把,其它的副局长们也个个扒一小把。我本来是不敢骂人的,特别是对头头,怕得罪了连升工资都没份。但是那一次我就破了例,歇斯底里大发作,骂得他们个个缩头缩脑,不敢作声。原因就是分房不公。说起来也话长:


因为我在粮食局人老工作老,前两届局长都很赏面给我,虽然我没有做头,但是我讲的做的都有几成功效。例如分房,大家都想要不高不低的三、四楼靓房,因为没有电梯,爬得高上上落落辛苦,地下和二楼又尘多、晚上蚊仔多,开起会来争来争去无法定夺。前任局长也想取三楼的靓房,但又怕人话他“自私”,不敢出声要这一套或那一套。有份取房的人,个个都心怀鬼胎。 搞抽签,又怕有的人说“领导无能” 。前局长在无主见的情况下来叫我出主意,我想了一下对他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分房也需要一个规矩,我的规矩是按‘一大、二老、三困难’先选先要,………。”前局长听了我说的,正中下怀,就拍手叫好,一意按我提的办法去做,结果大家都无声可出。刘广明副局长他的资格最老,当过解放军,上前线打过仗,但不是最大,又不属困难,他只排第二,有少少不满意。他听说这个规矩是我出主意的,他就走来对我说:“阿丁,‘一大、二老、三困难’ 的主意是谁叫你说的?”我说:“没人叫我说,我见到分房没个标准,争来争去争不下去,我就这样说了。不这样,你有没有提出过更好的办法?”其实,他只是想自己要最好的,从没有提出过什么办法,他听了我说的,无可奈何地骂了一声“他妈的……”就不再说什么了。


到周明了局长“抓庄” 时,又有一批房屋建好分配。我到下面检查财务会计工作,荻海粮食加工厂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职工叫做阿珍,拖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来对我说:“阿丁股长,你是粮食局的人,出一点力帮帮我吧!我的住房又窄又烂又漏雨,很难住得下去了,你们粮食局掌握分房,照顾分配一间给我吧!”我说:“自从周局长坐正,分房和什么事都不叫我参加了,不如你直接去找局长他们。”女职工说:“去找过了,周局长话:‘粮食局在县城居住的有几百人,个个都想可房,安排得到就安排,安排不到就自己想办法解决。’麻烦你跟我来看看,回去粮食局帮我出句声!”人家这样期望我帮一帮,我怎能赖死不理?于是,我就跟随到她的住处看看。看不到就不知道,打开门一看,就看到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猪笼房” ,食、睡、疴(尿)都在一起,头顶是漏水的天棚,床上的蚊帐顶还用一个铁盆装着漏雨,墙壁四处有裂缝,老鼠自由出入,他们夫妻孩子三人天天就在那里生活。我回去就原原本本把阿珍的问题向周局长和新的人事局长说了,建议他们第一就照顾这样的困难户。我因为有点小病要入医院治疗,去前知道局长们要分房,除了提过那个女职工的困难之外,还提出我的“沙煲” 张汝韶的舅母从农村出来安排在长沙粮管所当职工,一切都在白手兴家,如果能够许可,安排一间新房或分到新房的人退出的旧房给她安家。还有,财务会计股属下管基建杂物仓库的退休老职工劳伯委托我向局长们提出:他在三埠粮管所工作的儿子结了婚,没地方住,要求粮食局安排一个地方给他们父子安居 ,我都亲自一 一向周明了局长和新人事局长余文积说了。可是 ,到我出了医院回来粮食局的时候 ,房子已经全部分光 ,我提议的三户人家 ,一户都没有得到 。我从管房人的手中 ,拿到了分配名单 ,了解一下分配名单的关系 ,周明了就拿了六套新房 ,其馀的局长每人都拿了两至三套 ,有的亲属子女还未登记结婚 ,已经拿到新房子等着结婚。我就发火骂周明了:“你们是搞什么的?建房就叫我管,分房就冇我份。不照顾我‘兄弟’的舅父,也该照顾阿珍和劳伯吧!连最贫、最苦、住房最困难的人也不照顾,只顾自己去抢房,你们抢够啦!安乐啦?”


“对唔住!对唔住!”周明了向我道歉说:“几个局长讨论时,的确忘记了阿珍他们,下次吧!下次一定会记得。”


我的脾气还未“座”下来,周明了好似知错还是怕我去上诉,双手斟了一杯茶递过来给我下气,我虽然我无心欢饮,但见他这样“孝敬” , 条气不顺,也都没有办法了。不过,我也想到自己做得不够,只是囗头对着讲,没有写字留下,当他们埋头抢房的时候,那里还记得囗头的东西!不过,我也不去上诉,只是认识认识一些满口“革命理论”者,却难找没私人。不论古与今,有权就有一切。怪不得《金瓶梅》里面的西门庆使钱买官做,可以横行直撞。


这是过去的事了,说起来还好似在昨天。

95) 老友重逢


昨天的事不说了,要说这次我回到大陆,在家里住了几天,见过很多同事和朋友,忽然又接到一个老上司的电话,约我到“花满楼”(即梅园) 茶馆去饮茶。他不是别人,正是多年前佛山地区粮食局的财会科科长余元熙。他自从调离地区粮食局到省财厅任职不久,就又升任中央什么单位驻广州的特派专员。他是太平县人,不过自从读书出去之后,就一直在外地工作,在太平县的乡下,连墙脚都没有了。但是他还有家乡情,退了休住在广州都经常回来太平城见见乡亲父老,饮一饮太平水,吃一吃太平饭菜,讲一讲太平话,听一听太平人的声音。


余科长虽然是太平人,在佛山地区粮食局财会科工作期间,对财务指标的分配和控制,并没有特别照顾太平县,正所谓“公事公办” ,跟各个县、市“一视同仁” 。不过,我也不希望他在工作上成个人都向太平县倾斜,他不特别“大义灭亲” 就好了。其实很多人为了出名,对乡亲不讲情面,无论在什么问题上,都使用“大义灭亲”的手法来显示自己的“公正” 。但是余科长行得正站得正,两边都不倾斜,公事公办。所以升上了省财厅又升做了中央的什么专员。


余科长跟我是很友好的,我到地区粮食局开财会股长会,他多数都叫我做发言。因为太平县粮食局是一个坏典型,在佛山地区出了名,但是余科长从来都没有批评我,我就觉得他看问题很公道。原因是开放改革后,太平县粮食局调来一位天不怕、地不怕的新局长,不理你上级分配控制的财务指标超或盈,他入到太平粮食局第一天就叫人买了三十部“永久牌” 的单车(自行车),每人一部全部换新。又买了二十台旋转式的电风扇,每一个股室配上一至两部。佛山地区粮食局抓业务的周强副局长亲自打电话找他,叫他“遵守财务计划,就算要买,也要经批准分期分批逐步添置,不能大手大脚一次买齐。”可是,新来局长理直气壮地说:“太平县粮食局的同志下乡用烂单车和步行,回到办公室办公汗流夹背,很辛苦,早就该买这些了,现在才买已经替国家节省了很多钱。国家已经发展到现在如此地步,你们还不同意买这些工作必需品,你们对得住行路下乡、回来汗流夹背工作的同志吗?” 被他问得地区粮食局的周副局长没囗开。新来局长把囗这么硬,又不敢直接处分他,只是建议太平县委对他进行教育教育。其实,新来局长是太平县委的“宠儿” ,因为他工作努力又有干劲 ,未到粮食局之前都累受表扬,建议太平县委教育教育是假,鼓励他大胆干就真。地区粮食局没有办法,但要防止各县、市有样学样,只好对太平县粮食局作一个坏典型向全地区“通报” 。但是,新来局长对那个“通报” ,只当读小学时老师给他改一次作业。


不过,我很怕余科长点名批评我夹着新来局长“违反财政纪律” ,从开会报到一直怕到散会,但是余科长一直没有批评,经过两次会议都是这样。所以我就不害怕余科长了。
这次余科长回到太平城约我到花满楼饮茶,我到了那里一看,他不但约我来,已经坐着有前两届的正副局长和一个老财会。就是没有现任的周局长,或许余科长不认识他。大家见我来,都起身欢迎,使我觉得自己有“贵宾” 的味道。


当年的余科长,现在看来只老了一点,其它一切都没有变,照样谈笑风生,照样和蔼可亲,照样身体健壮。虽然多年不见,但是一见如故。其馀各位跟他怎样我就不知道,我跟他就是好朋友。当年我到地区粮食局开会,除了他叫我到他家饮过茶留下深刻印象之外,我还记得他带队来太平县粮食局作一次财务会计工作检查。本来,他是受佛山地区粮食局的领导指示,带着问题来的,要揭开太平县粮食局的财务真面目。不要他“开门见山” 讲明来意,我都知道他们来是干什么的。当时,太平县粮食局新来的局长也叫我代表他热烈欢迎,热情接待。


我心如明镜,一点也不怕查账、查粮。他们转弯抹角,讲了一席好听的话,免得我们反感,但是无法避开“查账、查粮” 为目的工作内容。我叫会计把账簿、凭证全部托出,交由他们处理。余科长除了他本身做带队,亲自落手,还从各县抽来了三个会计师,不出街、少讲话,埋头埋脑查了三天三夜,一点破绽都没有查出来。他们要“洗手” 回去了,但是余科长就不相信太平县粮食局就那么干净。于是,最后一天他就约我出去“行街” ,跟我个别“谈心” ,我当然不会拒绝。行出去,慢慢边走边说,他跟我讲了很多话。后来,他转了声说:“阿丁,我总是不明白,你们粮食局的办公楼,我们批准六十万摊入修理费进行大修,而你们是拆平重建,按照规模和质量,最少开支一百多万,但是你们出账的只是六十万,其它的钱又怎么来?另外,你们还建了职工宿舍,都不见财务支出,是怎么搞的?”


我想了一想说:“科长,你看到多少就多少吧!看不到的,就不要问了,你问我,我也没有办法回答。我知道的问题,就是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干部、职工,没有人多拿钱放进自己的囗袋。全粮食局的干部、职工,除了法定工资和经县政府财贸委员会批准的合法奖金,其馀的一分都没有多拿,这是我敢保证的。”


“私人不多拿,不等于所有开支都合法。”余科长说。


“合法不合法,只是差一个有权力的人说,你说合法,那就合法,你说不合法,那就不合法,你说是不是?”我接上余科长的话说。


“我未有这样的权力。”


“不论我们怎样开支,反正我们没有去打劫银行,我们把粮食局建设好了,太平的人把太平县建设好了,中央赵紫阳总书记都有一份光荣,你说是不是?”当时赵紫阳还在位,所以我便把他托出来。余科长听了不摇头也不点头,过了短短的时间,他便说:


“我想你们一定是变相截留议价经营的上缴利润,如果不是,孙唔空都要来跟你们学师了,我有没有讲错?”


“我不敢干涉余科长的言论自由,你想怎样讲就怎样讲。就算是截留,搞基层地方建设,应该不是犯法的。”


“犯法不犯法,不是你我说的。如果大家都这样,你去中央当总理吧!”


“我没资格当总理,如果李鹏不愿当,很多人等着去当的。”


“没有国就没有家,国不强民就不富。也像流水,大河涨,小河才能满。大河干,小河怎会满呢?大家都把应该上缴国家的利润截留下来,搞自己单位的建设,国家中央的建设资金又从那里来?不犯法你都会想的!”


“我会想,不过我想的跟你想的不同。我想的是‘万丈高楼从地起’ ,没有基础,上面装饰怎靓,终会倒塌。钱都给了中央,基层烂糟糟,也不一定是好事。我们的界线是分清公私,钱不入私人袋,无论是用来搞地方(单位)建设,还是搞中央建设,都是搞国家建设。我刚才说,如果我们太平人,把太平县建设得漂漂亮亮,赵紫阳总书记来到见了都会很开心,我想,就算错,也不会错到那里去。”我的心眼只是看着太平,但是余科长的心眼就顾住中央,我们两个始终谈不合一。但是,余科长对我没有生气,他不但年纪比我大少少,而身材就高我很多,不时把手搭在我的肩上,我感到很亲切。大家意见一致,合起来,就是“死党” 。但是意见不一致,能够合得来,就是真正的朋友。起码包含着互不计较、互相谅解、互相尊重的意思,或许比起“死党” 更“死党” 。所以,我到地区粮食局去开会,有空就到他家里坐,成为他的常客。


多年不见,我一见到他就觉得格外亲切。我拉住他的手,久久都不愿放开。我看到他笑容可亲和结实的身体,都十分欢心。他递过的茶来给我饮下,连心、肺都感到甜润,在场饮茶的还有几个人:

96) 好样的关局长


在场饮茶的还有几个人,这几个人,我印象最深的可算是关局长了。这个关局长,就是前面所说的太平县粮食局的“新来局长” 。他的实名叫做关振宽,年纪四十又五,国字面,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胡须,说话声音如雷,喜欢穿便装,剪着平头短发,态度和善。不过,粮食局没有人叫他的名,不论老老嫩嫩的干部和职工,大家都叫他“关局长” 。关局长是从“农业学大寨” 的第一线调来的,他一来到看见粮食局的干部、职工汗流夹背地办公和骑着烂单车或赤着脚下乡,他就不理三七二十一,叫行政股长到商业局的五金门市购买三十部“永久牌” 单车,二十台旋转式电风扇,使佛山地区粮食局管业务的周强副局长“吹须孟帽” ,因而通报全区的各县、市,当作一个坏典型来批。凡是地区粮食局召开县、市粮食局长会议关局长都不愿意去,次次都是叫个副局长去做“炮灰” ,“雷公打下来” 他一句都听不到。不过,他在太平县粮食局就很得人心:他不多吃多占,吃苦耐劳事事起带头作用,他又叫管理人事的股长,检查各个单位的福利金,不要积馀太多,每到年底作一次清理,用来解决生活有困难的人。


关局长在去农业学大寨的第一线工作之前,在人民银行做过行长,看惯了大捆大捆的钞票出出入入,不过也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不经过层层的关锁,一分钱也拿不到。所以他很重视财会工作,对财会人员也很尊重,不像有的人对会计制度不能违反的也要瞎指挥,而是提出问题叫会计人员出主意去解决。我对关局长也很拥护。我虽然不是会计专业学校毕业,但是经过短期的培训学习,我多多少少都懂得记账、算账、报账的原理以及能做会计检查和作会计报告(对企业的盈亏分析)。所以,叫我这个老粮管所主任去做财务会计股长,上上下下的会计员都不敢欺负我,关局长遇事也都经常跟我商量。他叫我干什么,我都想办法帮他。对粮食局办公楼的重建和搞点职工宿舍,我就替他出了“鬼主意” 。


自从开放改革之后,粮油经营就有两套办法:一套是国家计划的基本确保军需、民食的平价经营,按照铁定的政策和铁定的价格购销,盈亏由国家财政负责;另一套是议价经营,作为平价经营不足的补充,由县粮食局追踪市场议价购销,因为管理人员工薪和仓库周转等费用无法划分,所以由上面规定议价经营利润按比例分成。一部份归经营单位,另一部份上缴国家,弥补无法划分费用的负担。


开放改革的初期,发挥粮食部门的资金、人员、仓库、运输的优势,粮食议价经营的生意很火,利润也很多。照关局长的提议,我就叫会计们把部份利润未生成之前,连同货物分散转移到一些基层单位,再将部份建设费用分散在基层单位摊销。所以,余科长带队定时定点到粮食局检查,我都心知肚明,一点也不害怕,结果,他什么问题也没有发现。好像一个魔术师,他的道具已经避开了刀剑,任由你乱捅乱插,都伤害不了他的皮肉。不过,会计工作毕竟是一门科学,有来源必有去向,或者调过来,有去向必有来源,只要有足够的人力和时间,对每一笔经营或款项的来往,进行跟踪、顺藤摸瓜,“卢山面目” 是无法掩盖的。


人家当官是讨好上面,压制下面,但是关局长却是反过来,讨好下面,顶住上面。所以,他所到之处,有一班“老百姓” 随从、前呼后拥。他除了忠诚于太平县委之外,对县委以上直至中央都不怕,敢说、敢做、敢顶。地区粮食局,是县粮食局的业务顶头上司,不仅是粮食的购、销、调、存和加工业务的直线管理,也是财政指标的直接控制,但是关局长的心中就没有地区粮食局,有事宁可越级走访省粮食厅。省粮食厅叫他回去跟地区粮食局商量,他宁可放弃不办,也不去地区粮食局叩头。有关各个专线的业务,就由副局长或各个专业股长去碰。是不是因为他来到粮食局之初买了一批单车和电风扇受批评有关,我就不知道。总之他对地区粮食局就死顶。


太平县原来是一个缺粮县,经过水利建设变为馀粮大县,每年调出的粮食不少。但是因为“公社化” ,农民集体出勤耕种,是各做各行,每年早造收割时雨水多,专业人员晒谷,晒场又少,打脱的稻谷堆在晒场因雨水多几天都未能晒干,往往生出一些“黄钉” 。经科学鉴定,“黄钉米” 含有黄曲霉毒素,人吃得多会在身体内生癌,危害健康。但是农民辛辛苦苦都想吃好粮,而把早造收割带有“黄钉” 的稻谷交售给国家,晚造收割的好粮留给自己吃。所以国家粮仓的早造谷,收购时,检验不细心,就会混入一些“黄钉” ,跟好的粮堆在一起。


上调粮食有一个标准,规定“黄钉米粒” 不超过什么比例。但是,关局长来了之后,不理什么比例,凡是除了出囗,而调给地区内其它县、市的粮食,都按本县内销一样,不讲“黄钉”标准,以“我吃得你也要吃” 的心态对待,去顶住地区粮食局按标准调拨的规定。一次调给顺德的大米,“黄钉” 超过了标准,人家不收打了回头,关局长就拒绝调拨。地区粮食局派人来调解,关局长就说:“他们不耕田,舒舒服服搞经济收入,家家户户家肥屋润,要吃好粮,保长命百岁。我们耕田,辛辛苦苦,被日晒雨淋,就要吃‘黄钉’米,使我们快的去见‘马克思’ 。要去见就大家一齐去,不能叫我们早的死,留着他们看管地球。‘黄钉’ 又不是我们制造的,‘天不作美’ 大家都有份,有几粒‘黄钉’ 你们不要,就行开第二个门囗要,我们的粮食就是那些,要不要是你们的自由。”


佛山地区粮食局派人到太平县各个粮站检查,看看当地供应的粮食是不是都一样。结果,看到的跟调出的都一样,像“雪中藏炭” 那样明显看到疏疏有几粒“黄钉” ,无声可出。接着又到各个粮仓检查有没有好的存粮,经抽样检查,确实有的稻谷没有“黄钉” 的,就关官局长提出加工调出。关局长又顶着说:“这些粮食我们和你们都不能吃,留着供应解放军。解放军辛辛苦苦,用生命去保卫祖国,应该吃最好的粮,让他们长命百岁,使国家永远强大。你们能不能代替解放军?如果能,我就调出。不能,就跟我们一起吃。”说得地区来的人没有办法,回去就向地区党委“告黑状” ,把他扣上“无法无天” 的罪状,设法调离他。正所谓“贫不与富斗” 、“民不与官斗” 、“下不与上斗” ,“斧头打凿凿入木” ,地区党委收到地区粮食局的告发,即向太平县委下指示,要撤销关振宽局的长职务。但是,太平县委念他一向忠诚老实,工作负责,处处都得到群众拥护,不撤他的职,而是把他调到一个县属的地方科级单位,把他“暗藏” 起来。逃避了地区党委的“追究” 。关局长在太平县粮食局工作的时间不久,但是在太平县粮食局留下了深刻印象。

 

97) 胡局长的沉浮


深刻印象的还有前局长胡挺生,他是接替关局长的下一任粮食局长的,他本身是个弱势群体的“书生” ,年纪跟关局长差不多,高高个子,瘦长的身材,文静的个性,衣着随便。青年时期好打篮球,在体育方面出了名,后来一直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弄些文墨,文革后大批干部老的老、伤的伤,在青黄不接的情形下被提升为大沙公社的党委书记。
人家做公社党委书记就飞黄腾达,他做党委书记就多灾多难。不过,一个班子也像一台戏,有文武生、花旦,也都有“大花面” 。单有文武生、花旦 ,没有“大花面” 也不好看。一个班子,单有“公子、哥儿” 的飞黄腾达,没有“奴婢、童仆” 随从,主人想开囗骂人都不方便。所以,胡挺生做党委书记,是给“县太爷” 方便开囗的。因为山区工作辛苦,问题也多多:你想表扬他,也可以随便找出几条;你想批评他,也能随心所欲。所以,他来自弱势群体,“朝上” 没有“保护伞” ,你怎样骂他都得。因此,他是经常受批评的。


我记得有一次,科员以上的党员干部集中在开侨中学关起门听读中央特急特密的“林彪逃亡” 坠丧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文件,听完文件就讨论批判林彪叛党叛国的罪行。讲起林彪,真是不可思议:共产党的党章明明写着他是毛主席名下的“副统帅” ,明文规定他是接毛主席的班的,怎么会变成毛主席的头号敌人?他当红的时候,曾经发表过著名的“思想论” ,使毛主席听起来都点头点脑,我们一班喽罗走率,也当然要五体投地了。他说:“我国有十亿人,就有十亿个思想。十亿个思想,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我们当时讨论这个“统一的思想” 觉得林彪果真是一位“天才” ,他值得接毛主席的班。不是吗?中国这样多人,假如十亿个不同的思想在那里争王做,你说谁赢谁输呢?当然是有力在上、无力在下啦!在下的不服输 ,就会“粉身碎骨” ,这是没有人情讲的。联系到当今的“民主、自由,”也是一行学问。有人说 :“没有自由,无宁死;没有民主,枉做人”。但是,“自由、民主”,不可能每一个人想怎样就怎样。所谓“民主”,应该是指大多数人的集体主意,而不是少数人或某一个人的意见。因为人那么多,你的自由不要侵犯我的自由;你的民主不要影响我的民主。你想叫我让路,除了要礼貌一点之外,还需要我同意。如果你硬把我推开让你走,是不是影响我的自由?你夹蛮来闯我的红灯,把我按规矩走路撞倒,是不是压制我的民主?讲自由,讲民主,你要考虑我也是一个“麻烦” 。不然,就要打过先。你打得赢,就你走。你打不赢,你就跟我走,不到你不服气。所以,民主、自由,都需要有一个规矩,没有规矩,是不行的。世界的现实就是这样:讲什么“民主、自由,”只不过是讲好听的 。轮到你“抓庄” ,我相信你也不会让我“想怎样就怎样” 。要民主,也都要集中,民主是分散的科学,集中是统一的科学。分散了而不集中,就没有力量。民主、自由,必须在法律允许下实行,违背法律,就是无政府主义。所以,林彪想到没有得想,就提出“统一思想” 听他话。如果他不死于温都尔汗,你不想听他话都要听,因为他有机关枪,你的枪早已上缴了,你不听,能够打赢他吗?包括美国的马丁·鲁德金先生,如果他早一百年出世,他就做不成“民权领袖” 。因为那时没有这么多人信上帝,你成世搭车坐车尾,不服气也没有人帮。(注:我听说,林肯总统以前,美国的黑人是奴隶,坐公共汽车不敢坐车头,只能坐车尾的。)


“物极必反” 也是一门科学。林彪吹捧毛主席,吹到天花乱坠,吹到毛主席反感,毛主席引用前人一首诗来影射对林彪的不满:“嶢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林彪眼看接毛主席的班成为泡影,他就心生两条毒计:第一,想办法制造事故,提早结束毛主席的生命,即名正言顺地“接班” ;第二,劫持毛主席到广东来另立中央,说“北京造反” ,进行第二次革命。因为手上有毛主席一张“王牌” ,一打必胜,便会达到目的。但是,毛主席的“气数未尽” ,他又“行动诡秘” ,林彪的毒计都无法实施 ,他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带着老婆儿子以及几个死党,骑上一架三叉戟客机,怆惶出逃,准备到苏联去要求政治避难。但是逃亡赶急,飞机不够油只是飞到外蒙古的温都尔汗,就跌落地了,飞机连人都粉身碎骨。


批判林彪的会议一直开了几天,批到有台风、瀑雨将临的日子才草草收场。主持会议的人叫参加会议的干部,大家要赶快回去单位抗风防涝。但是有人传话说胡挺生的太太患病在家多日,茶水未占。胡挺生早已经心急如焚,但是,这样重要的会议,不敢提出请假回去看看,等到会议散了,就向公社的副手静静地说:“你先回去顶住,我回家看看太太,她没事我就即刻回。”副手对他说:“你放心回家看看,工作问题有我顶住你不要怕,你料理好太太要紧。”于是,老胡就安心回去了。


不过,事有奏巧,台风不来而瀑雨即达。大沙山区雨到河满,大沙中学的学生,放学回家途中,有一个女学生过河被河水冲走,变成了事故。被县知道后,又了解到胡挺生当日没有回到大沙。即时通报全县,批判他“个人主义” 、“无组织纪律” ,“工作不负责任” ,给他记过进行行政处分。这样奏巧的“风吹横祸” ,他无意中向傍人说“疴尿撞着蟾蜍囗(无意碰着灾难)” 。这话传到了县委,又对他进行第二波的批判,说他“死不悔改” ,把他丢入“冷宫” 。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才又起用了他。


他调到粮食局来,仍是“紧守善微” 地工作。我历来都同情受苦受难的人,新的胡局长又成为我的友好,不论他怎样做,我都支持他。他跟关局长一样,什么事情都召集股长们商量。自然,我是其中不少的一个。虽然我不是局长,但是我都有相当的发言权。


胡局长修复了同佛山地区粮食局的关系,什么事情都亲自到地区粮食局去请示、报告,很快就得到佛山地区粮食局的领导好感和支持。


有一天,胡局长走到财会股来对我说:“阿丁,上级的领导和同志对我们的工作那样关心和支持,新年到了,现在各地、各个部门都开展慰问、送礼,我也不想落后,向上级单位的领导和同志送点小礼物,表示一下我们的心意,彻底改变过去上下之间“拔弓张剑”的关系,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说:“你想送什么礼物?”


他说:“粮食部门除了靓米、靓花生油,什么都没有,我想就每人送他一包优质大米和一瓶土榨花生油,让他们高高兴兴过新年。”


“你怕人家没钱买米和买油吗?”我说:“恐怕你送给人家的,人家都不要。”


“他们有钱买,但是没有我们的那么靓。”胡局长对着我说。


“你想送的或者人家都送了,大家都送米送油,人家不是满屋米和油了吗?”


“这又未必!个个像你这样想,就‘九子团圆父抵饥了’。 就算也有人送,他们送他们的,我们送我们的。”


讲到“九子团圆父抵饥” ,不是传说,而真有其事:塘底公社平岗大队沙头村杨桃志,其父经商娶了三个老婆,变成了三个“妈” ,大妈、二妈都没所出,他是三妈生的。到他长大娶妻时,也娶了三个老婆。他第一个老婆是大妈作主,第二个老婆是二妈作主,第三个老婆是亲生阿妈作主。三个老婆总共生下五男四女,儿女长大了,女的已远嫁他乡,五个儿子结了婚又生下了一班孙子孙女,正所谓子孙满堂了,好不欢喜?。不过都分了家,三个老婆都已不在人世,杨桃志年老独处一室,解放后已经贫困寮倒,不过五个儿子五个家都还算作过得去。年晚了,五个儿子都管着自己夫妻子女团圆,没有一个想着父亲的孤独挨饿,大哥以为细佬会叫老窦去吃,细佬又以为大哥、二哥会叫,结果五个兄弟没有一个叫。杨桃志等到过了十二点钟,都没有一个人来叫他吃饭,他抵着饥饿感到人世悲观,在家家户户“烧炮竹” 庆“新年” 的时刻便悬梁上吊,结束其恋生。


我也想到,上级机关的领导也给我们发来奖金和慰问,我们给上级机关的同志送点小礼物,作为回敬上级的关怀,是有来有往,也是上下之间一种情谊,比公社化、大跃进时上下之间“拔弓张剑、努眉突眼” 地来往好得多。于是我便对胡局长说:“好的,我赞成。什么时候行动,与我一份‘上门拜访’吧!” 之后,每到年终,就有这种行动。


不过,过了两年,送米、送油的方法,变成了“残旧” ,胡局长又对我说:“阿丁,老是拿油、托米上门造访,好似很辛苦,而且社会的进步也一日千里,好米靓油也不是希罕的东西了,有什么好办法取而代之?”


我说:“办法不是没有,就是将好米、靓油的代价折成钱,买点靓水果或封成一个象征性的小红包(利市)登门造访,就可能‘时代’ 一点。但是红包里面有个界限,总值只能买点水果点心,超过那个界限,性质可能就不同了。”


“好啊!”胡局长赞成地说:“你的意见是建设性的,我们就买水果吧!”所以,我和胡局长还在职的时候送礼上门造访,就带着靓的水果去。


胡局长出身于一个农民的家庭,但是他也像我一样不讲阶级的。工作单位的人,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视同仁,不戴“有色眼镜” 去处理人和事。如果让他去做组织部长,可能会有很多出身于地主家庭的人会做上党委书记。粮食局有一个地主家庭出身姓陈的会计,家属住在广州。有一次,胡局长出差去广州,刚好哪个会计也回广州休假,于是胡局长就顺便跟着哪个会计到他的家里看看。不看则可,一看就使他心酸:名义上住在大城市,却比农村的贫苦农民都不如。一家四囗,住在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独头房中,中间用木板隔开,他夫妇睡在里面。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经二十多岁,有女朋友因为没有房屋而无法结婚,还在父母外面的厅不如厅的半截房子中朝拆晚搭临时打铺。二儿子也已经十八岁了,他的睡床用四条粗麻绳绑着四个角,吊挂在屋梁的木头上,晚上担着木梯爬上去像鸟巢一样的地方睡觉。厨房、厕所跟同屋的人家共用,每天要排队大小便。胡局长想到,住在太平县的地方干部职工,大部份都陆续分到新房,未分到新房的,都比较过得去,唯有家住广州的老陈还是如此凄凉。胡局长带着这个问题回到粮食局,先跟副局长们说了,想拿出点钱给老陈解决房子问题。可是一提出,就被管人事的副局长刘广明反对,提出三个问题顶住胡局长的主意:第一,老陈出身地主家庭,拿钱给他在广州买房供他居住丧失阶级立场;第二,他做会计,其它的职工、干部会怀疑你们和老陈暗中有什么来往;第三,广州的房屋贵,买一个单位给他,在太平买到三个单位,如果关心,就叫他全家搬到太平来。


叫人家全家三囗搬家,谈何容易?除了房屋问题,还有城乡迁移问题和就业问题,做起来比拿钱更烦。


胡局长的意见在局长之间碰了壁,就来跟我说:“阿丁,你有时间就去广州看老陈的家庭,你是粮食局男性的‘王熙凤’, 应该比女性的大方。我们同志之间要互相关心。”接着,他就把老陈的问题一五一十地说了。我听了都感到惭愧,老陈在我的手下工作,我只是依靠他和使用他,他不出声,我都没有过问过他的家庭情况。大家共同工作 ,可是人心隔肚皮 ,我感到有些过失。于是 ,我就以“家访”的理由到广州去,到了陈家,看到的果然同胡局长说的一样。回来就跟胡局长说:“胡局长,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们的同志,不管家属住在那里,都应该一视同仁预以关怀。钱先由我们粮食局出,买回来的房子不是送给老陈,而是按公房的标准租给他住,按规定收回房租。或者是按太平县的‘三三制’办法,照顾售给老陈。如果有的局长不同意,可召开全体局长、股长参加的局务会议来讨论,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你说好不好?”


“好!我也这样想。就是这样!”胡局长斩钉切铁地说。


第二天,胡局长就主持召开了局务会议,把这个问题公开提出来讨论。大家发言很热烈,多数人都同意胡局长的意见,只有管人事的刘广明副局长坚持他的观点。最后,伍局长就宣布“少数服从多数” 通过。管人事的局长仍不服气,他说:“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一边,谁要你们的‘少数服从多数?’你们拉山头、搞宗派,不讲阶级和阶级路线,我不参加你们的会议,你们通过的东西我不承认。”说完就向门囗冲出去。胡局长本来很少生气,这一下,他也火了。接着说:


“让他去西天告佛,我们就按通过的意见去办。”事情就这样落幕。


这个人事局长也是很牛的,有一次,他叫人到阳春买了半斤春沙仁回来,拿单子来向出纳员利哥报销,利哥收下单子交给我核签,跟着向我施压说:“看你办事是不是‘在法律的面前人人平等’, 还是‘刑不上大夫’。 如果你批准报销,我明天也叫人去药店买半斤春沙仁回来,如果你不报,我就造反!” 于是,我就把单子退回给人事局长。人事局长黑着面说:“春沙仁也是治病的,你为什么不报?”我说:“财务制度规定:药单要经医院的医生诊病开列处方才能报销。如果大家都不需看医生,都到药店买药回来报销,你叫我怎样把财务的关?”


财务制度早有规定:重大的财务开支,由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审批;出差报销和零散的财务开支,由单位财会负责人或会计人员审核报销………。本来我想把人事局长的春沙仁单给胡局长处理,但是考虑这是我日常的工作范围,遇到麻烦就上交,还要我这个财会股长干什么?于是我就揽起来办。我又对人事局长说:“你是局长,我给你报了,再有人拿这样的单子来,你帮我解决好了。”他无声可出,骂一声“他妈的……”但是又不服输,想了一阵,开囗说:“你就给我报这一次,下不违例。如果有人看我的头,你就叫他来问我。”既然人事局长这么说,我就大笔一挥给他报了。不过,我也有一个借囗可以顶住利哥“造反” ,如果他真的拿商店的单子来叫我核报,我随了叫他去问人事局长之外,我还可以向他说:“局长已经说了‘下不违例’,你是违例的,不能报。” 所以,民间说“官字两个囗” 一点都不假。我虽然不是什么“官” ,但是有少少职权都“疯狂”。这个人事局长虽然牛,但是对家属还在乡村居住的贫穷干部、职工很关心,他第一个支持每年每季清理福利金,帮助困难户解决困难,因而拥护他的人也不少。


花满楼茶馆很清静,适合我们的老家伙慢慢细谈。余科长、关局长、胡局长、老财会和我都是退休的老家伙了,谈开来特别长气。惜日“当红、当黑” 的时候,毛主席还在世,什么甜、酸、苦、辣都嚐过和做过,如果不是邓小平搞开放改革,使国家财政收入好一点,或者我们都没有退休的机会。就算到了年龄不想走都要走,回了家还要上山拾柴烧,那里有闲心到花满楼来饮茶?不过,花满楼又专门为退休老人设的,是老人局挂名经营,茶点都适合老人的胃囗,没有大鱼大肉的食谱,因而青年人和办喜酒的都不到这里来。所以“清静”就是这样清。


谈开来,讲话我占了大部份的时间,因为大家都想听听我讲一讲美国,我当然不负众望,感到什么就说什么,反正大家都侧耳倾听。对于美国的什么什么,大家在报纸上有得看,但怕写报纸的人和管报纸的单位“偷工减料” 或“加油添醋”失去真实性。而对我讲的,就相信“货真价实”,不会“渗假渗杂”。我确实也是“有碗讲碗,有碟讲碟”不去“生造是非”,要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98) “沙煲兄弟”张宇超


要使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我还要讲一下我的“沙煲兄弟” 张宇超,现在他已经当上了太平县的县委副书记,名义上分管农业,实际上也插手管经济,权力一日一日大起来。他知道我从美国回来,不忘记几年前在农业学大寨“同捞同煲” 的苦日子,特意请我到“鲤鱼门酒家”吃一顿“鲤鱼煲仔饭” 。名义上叫做“鲤鱼煲仔饭” ,但是不单单是煲仔焗鲤鱼饭这么简单,除了煲仔焗鲤鱼饭之外,还有豉油皇焗乳鸽,猪肚蒂炒芥兰,油炸五香豆腐角,清蒸脆肉鲩鱼和石蛤发菜汤等几味伴着,虽然是普通时菜,但是比起学大寨时的“上味(盐)白饭桩干灰” ,是“水鬼变城皇” 了。


张宇超请我吃饭,并不想听我说美国什么什么,而单纯是聚旧,重新回味一下“沙煲” 的时节。我跟他既不同祖,也不同宗,但是接触一个时候,大家就生起感情来,互相称兄道弟,他见面就叫我做“丁大哥” ,我也叫他做“阿超” ,写信称他做“超弟” 。他没有兄弟,只有一个妹妹,母亲早死了,父亲在家里耕田,妹妹还在小学读书。


我比阿超年纪大上一半多一点,我三十八岁时他才是十八岁的小伙子。当时同住在一个大队,因为上面要培养起用青年人,他做工作队的正队长,我和几个比较老一点的做副,还有一些工作队员。不过其它的副队长和工作队员都三三两两分别不同的村庄住开,我和一个青年小子同阿超住在一起。阿超不敢在我的面前耍“队长” 权威,而像小弟弟一样,什么事都要问一下“大哥” 。我当然也爱护“小弟弟”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一心一意扶着他们“长大” 。大家同捞同煲日子越久感情就越深。


农业学大寨,开荒造田,不仅是辛苦,还没得好吃。工作队不是去当官做老爷,而是要去做“陈永贵( 大寨党支部书记,”带头开荒造田 ,带领农民开荒造田事事起带头作用。阿超和那个青年小子关仲伦“初出茅庐” ,血气方刚,是当然的“劳动模范” 。但是我也未到四十岁,气力还“顶天立地” 。不过,劳动回来就像一班饿鬼 ,可是除了糙米和食盐,其它什么都没有。我们就用瓦煲(瓦铮)煲饭,煲熟了就撒些食盐下去,捞转就装着吃了,没有菜、汤,叫做“桩干灰”。煲底下的饭焦,用水煮开,你让我让,让来让去,还是“三一三剩一” ,一人一点,馀下小许,是洗煲的报酬。有时,县常委黄书记也下来跟我们一起劳动,他也跟我们一起“桩干灰”。后来,阿超就被提拔到龙胜公社当党委书记,我调回粮管所,那个小子回他的原单位。过了一段时间,才调我上粮食局,做了“开平县种子公司经理”三个月,种子公司拼入农业局后,就“塞” 我入财务会计股“跟班” ,接着就做起财务会计股长来。阿超当了公社的党委书记,都念念不忘我这个“老大哥” ,每逢过年过节,公社有好的东西,都拿一份来给我。他任职的公社相近开平县的大沙河水库,每逢水涨排洪,河鱼收获不少,阿超“近水楼台”就拿一篓送过来。他的公社又是一个丘陵地带,荔枝、柑、桔、橙满山岗,到果品成熟的时候,阿超又源源不断的送来。所以,他做了党委书记,我都占到一点“便宜” 。如果他一路做上去,做到地区、做到省的衙门,我跟人家打起官司来,有他,有冤枉也不怕。所以,我望他升官、保官比他自己更用心。


在吃饭的时候,我对阿超说:“阿超,你要小心啊!在经济问题上,要保持廉洁,不要因为不干净而掉下来啊!”阿超就快囗地回着我说:


“丁大哥,你放心啦!我会的。”


“你会就好了,我怕你上了去会跌下来啊!”


“不会不会,你放心吧!”阿超囗硬硬地说。吃了饭,他就用车送我回家。

 

99) 久逢“右派正”


他用车送我回家,我就很感谢他。 开放改革以后的中国,大、中、小城市不像美国纽约晚上没有人行街,而是越夜越热闹,灯红酒绿,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秩序井然,从无闹鬼。我在纽约白天到衣厂做工,晚上放工回来吃了饭,就闭门闭户,怕鬼怕贼,不敢出夜。看电视又不懂鬼话,生硬被困了两年,回到大陆就好似出了监狱,晚晚都出去行下夜市、不买东西都要看看热闹。


有一日,竟然在街市见到“右派正” 。他一见到我就叫我做“老华侨” ,我就叫他做“老鬼正” 。因为大家过去都讲惯了“笑话” ,见了面叫什么都没所谓。他的正名叫吴润正,年纪比我大少许,是我初入粮仓时的粮食收购支款员。后来调去一个什么公司做副经理。因为“囗多身贱” ,人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而他就囗痕痕地唱“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亡” ,反右的时候就把他斗到死去活来。后来就开除他出队,把他赶回家耕田。不过他除了这一句“反动话” 其它没有抓到把柄。到落实政策后,他便第一批归队摘除右派的帽子。但是他死身不死囗,常常以“右派” 自居,见人就说:“我是右派” 。所以,很多人都叫他“右派正” 。他被“封”为“右派”之前,又因为好说淫话,粮仓的人就叫他做“老鬼正” 。所以,我也叫他做“老鬼正” 。


现在看到的“右派正、老鬼正” 不到六十五都有六十四了,但是把他烧过灰,他把囗都没有改,讲话老是“不三不四” 的,好似顽童走歪路,不走康庄大道,喜欢走路边或绕圈子行。不过,现在回忆起他当右派时的两句歌词,都各有道理:你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现实的意义十本书都未讲得完;他唱“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亡” ,也三日六夜也辩论不清。总之站在什么立场就说什么话,叫玉皇大帝做陪审,都无法站在一边。所以世界上的真孙唔空、假孙唔空,包公都难审。因而,社会上就产生“难得糊涂” 一句名言。例如要站在中间,你不“糊涂” ,你又怎样取卸?


要世界安定繁荣,最好是大家求同存异:强者不要迫人太甚;弱者不要反弱逞强,要互相互让,共享太平。我做过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在毛泽东思想下受过教育,又吃了共产党的饭,穿过共产党的衣服,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的道理,我当然能写十本书啦!但是你说“没有共产党中国也不亡” 的道理我也明:因为中国大,地势复杂,外国人来打,不依靠中国人,想亡中国,就“难以上青天” ;其次中国人多,有志气、有才能的人也多,没有毛泽东,也有“毛泽西” ,没有共产党,蒋介石不好,国民党里面也有人出来“革” 蒋介石的命,把国家办得好一些。不过,制度不改变一下,“革” 来“革” 去,只是你争我夺,未必像共产党那样来个“翻天复地” ,“快刀斩乱麻” 把老外赶出去,使中国人关上门“自己鬼打鬼” 。“自己鬼打鬼” ,无论是谁胜谁负,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但是,衰就衰在有的人自己的势力不够,请求外国人帮手,而外国人又不肯白帮,要“床底下”订定文书,帮你赢了,你要分一部份中国的“领导权” 给我,你唔肯我就唔帮。但是为了要赢,莫说是出卖“领导权” ,连老婆给人家过夜都要肯。这样,“关着门鬼打鬼” 就不单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我跟“右派正”很相熟,大家还在粮仓工作的时候,他和我到城南桥头的大排当吃过鸡粥,吃完我去找数他争着掏袋,他不是个小气狭隘的人。把他当右派来打,实在不公道。就算他是“蒋介石” ,跟共产党“分庭抗礼” , 他都还有个“中国心” 。“右派正”的工薪高我不多,吃鸡粥的钱他都争着给,假如他做到“皇帝” ,我相信他都会体谅自己国家的穷人,不会由外国人出钱、出枪,他出人,替外国人打仗,来杀中国人。


“右派正” 把囗虽然把他烧过灰都不肯改,但是他的心地是善良的。他们单位的人,只是听他一句逆耳的话,没有全面看他表现,就把他斗生斗死。你人多势力大,剥夺了他的发言权,他当然没声可出。但是让他说话,他可能会把你说得囗哑无言。我想,天空这么阔,世事这么多,一个人认识的和知道的事情很有限,不准人家说和不听人家说,不但不公道,也不会有所发现、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只有准人家说,听多的人说出不同认识和意见,来补充自己认识的不足,从而打开自己认识再认识的“天窗” ,才能比较适合大体。你不准人家说话,人家就不说,这不等于你的胜利,人家是“潜伏爪牙”忍受的。等到外面出了新天地,你还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现在看起来,“右派正”已经年过六十有馀,身体还很健康,红颜加白发,囗齿伶俐,两眼有神,如果唔死,最少会活到一百岁,这可能把他当“右派” 斗过有关。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可以保留的,随着日子的过去,什么东西都可以抛掉,无需耿耿于怀。不过,历史是无法抹掉的,好似我四岁的时候爬树,被一位叔叔在树头用大刀猛斩,吓得我心一惊、脚一滑、身一幌、从屋梁高的树上跌了下来,虽然大难不死,但压坏了雀雀,吃了绿壳鸭蛋煲“灯龙泡、田箕黄”草药,好了也不彻底,使我成世带着伤,到五十多岁“雀雀” 还复发去做手术。这是我个人的历史,是无法消除的。我最多是不计较那位叔叔,也可能他是为了吓吓我,没有心害我,估不到我会那样没胆跌下来压坏了个雀雀,如果他知道有这个后果,或许就不会吓我。不过后来我也觉得自己是个无胆鬼,棵树这样粗大,他斩几刀是不会斩断的,自己能够握紧树枝,是不会掉下来的。只是因为我的智力未生出来,未经得起大人的恐吓,才有这样的事故。


斗“右派”时我已经到了那吉粮管所工作,跟“右派正” 已经没有来往。后来听说他初期受斗的时候,他也很惊,惊被人打。不过还是囗头文斗,没人打过。斗得多几次,他就习惯了,做足了“坐监” 和回家耕田的思想准备,预备“一身剐” 了,从害怕到镇定,从突然到自然,他就这样经受了那一场运动。
一个人也好,一个社会也好,最好是没有曲折。但是,不由你和我想的,世界那么大,人那么多,你不犯人,但是人不一定不犯你。世上从来就没有公平,在妈妈的肚中走出来就准备经受曲折。实在,没有曲折就没有故事,也不成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曲曲折折的。

 

100) 甄解方的今昔


这个世界,就是曲曲折折的。我回到工作几十年的家乡探亲访友,基本上都走过见过了,唯有一个好友甄解方,因为他出差到香港做生意未有回来,想见都未见到。我到他的大新综合总公司找过他,但是他公司的人都是青年小伙子,没有一个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们,只好留下个名和一个电话号码,说有一个叫做“阿丁” 的人找他,叫他回来打个电话联系。


过了几天,我准备回美国了,到街上“扫一扫” 看看有什么土特产买点带回美国。因为搭韩亚飞机,每位行李两包,每包三十公斤。我和太太两个,就可以带一百二十公斤东西。不带足这个数,也不少于一百公斤。一百公斤东西是很多了,所以买呀买呀,买了又买,不买不带就“浪费机位” 。


我买齐了东西,就打包行李,一包一包过磅,多除少补,每包不超过三十公斤,免至到了机场过磅超重找麻烦。就在行李打包的时候,甄解方打电话来了,他约我和太太去他的公司吃饭。我和太太毫不推辞,就按约而至。我们去到他公司的饭厅,甄解方夫妇早就在那里等着。我们一到,他俩就起身欢迎,大家互相讲了一套客气话,就依次坐下饮茶和互相问长问短。彼此对答过后,就吃饭了。甄解方已经发了达,做了顶顶有名的大新综合总公司的大老板和总经理。他的腰包已经同国家分离,除了纳税和定额上缴县政府之外,赚到钱都是他的。实在,他已经是正正式式的“中国式” 的私人老板。吃饭的菜不受政府限制,比起张宇超接待我的慷慨得多,全是鲍、参、翅、肚的配料,我真是怕吃了长大肚腩。所以,闪闪缩缩不敢下筷。甄解方以为我“怕羞” ,不敢贪吃,就大手大脚拨给我,我只好“既来之则安之” 大囗大囗的夹蛮吞下,希望的“卫生知识” 不会那么准。菜虽然很好,但是大家都不饮酒。尤其是我,年纪已老,饮酒对身体不好。更是有太太在傍,闻到酒气都有很多话说。甄解方也是,他的太太除了不准他跟别的女人勾勾搭搭之外,就是不准他饮酒,怕他饮酒去做生意,被人骗着连“田” 都卖掉。所以,我们两对夫妇吃完了饭头脑都还很清醒,但是肚就很张。


吃完了饭,又吃水果聊天。谈了家常,就谈到周明了的为人。说起周明了,甄解方就咬牙切齿,想“吃了他再吃饭” :


甄解方不久前是我工作过的山囗粮管所主任,因为开放改革经营有方,把小小的粮管所变为百业生意一条龙,成为山囗镇的最大企业,经营利润在全县粮食系统数一数二,受到县财贸战线的领导累累表扬,又被评为财贸战线的先进工作者,不久就被县财办提升为粮食局的副局长兼山囗粮管所主任。周明了对甄解方的提升坐卧不安,怕着甄解方会扒头取代他。因此,粮食局的大小事情都不叫他参加,建好一批又一批的房屋分配,也不给他知道,他的太太还住在下面另一个粮管所的单身宿舍也得不到粮食局的照顾。股长们个个都看不过眼:人家也是副局长,怎么粮食局的大小事都当他没到?房屋也是他们几个抢了算,甄解方这个副局长还有什么意思?我更是有气。因为我和他的父亲是好朋友,我的儿子小时候,常常跟他到他家摘黄皮、龙眼果品,称他做“壮哥”。又我住医院的时候,除了粮食局的人,例行性的作一次探病之外(不论谁入医院,粮食局都组织探望),粮管所下面就是甄解方一个在百忙中反复来探望我,因此,我对他特别好感。周明了对甄解方如此妒忌,我就火往心中烧。那时候,我的“兄弟” 张宇超已经升为县委副书记分管农业,是太平县党委常委,多多少少有一点权力。我眼看甄解方在周明了的手下不受看好了,于是我就找着张宇超说:


“阿超:县委用不用人?如果用人,我提议把粮食局的副局长兼山囗粮管所主任甄解方调出去。他高中毕业,有文化,现在未到三十岁,干起事来有魄力的。”张宇超一听到是甄解方,即拍手叫好:


“你提得正好,现在正是需要这样的人才,叫他到公社做几年党委书记,再回城做什么都可以,你说好不好?如果他同意,我就向党的常委会提出讨论。”


“我想,他不会有意见,因为他还年轻,无论怎么辛苦,都比在周明了的脚底下工作好!”我说。


“好吧!我叫组织部许部长派人跟他谈一谈,他没意见就好办。”阿超就这样说。他把我推荐甄解放的名单在县委常委会提出,没人反对。因为县委常委会那班人,从县委书记黄广汉,县长关均溢,常务副县长周成辉,组织部长许安等都熟悉我,这完全是公事公办,并不是某一个人的私人感情。


过了几天,阿超打电话告诉我:“调出甄解方在县常委会讨论时,组织部长安哥说:‘甄解方是生意人才,怎么叫他去管耕田呢?县属大新公司总经理周茂林已经年满退休,找来找去找不出适合人选,现在你提出甄解方这个人选,正是适合这个岗位,叫他去干就是量身码合了。’组织部长一出声,大家都举手一致赞成。我想叫他去做公社的党委书记,已经没有市场。因此,他去大新公司做老总是当定了。”我听了欢喜地说:“到大新公司做老总也好,去公社做党委书记管耕田也好,总之你能帮他逃出粮食局周明了的铁鞋底下就好了。”


“你放心,他百份之九十九会调出来。”阿超肯定地说。


过了不到半个月,甄解方就到大新公司上班了。所以,我觉得“朝上有人好办事” ,不论什么朝代,一点都没有错。于是,我期望阿超“廉洁奉公” ,好好地当官,在官场上站稳脚跟,日后我们遇到麻烦,有他来帮。


事情过去了,我去了美国,甄解方也离开了粮食局,周明了怎样自私狡猾,都与我们无关了。我和太太在大新综合总公司吃了饭,道谢了甄解方夫妇的盛情,就回家继续打包行李,做好准备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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